黃德寬：從出土文獻資料看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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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土文獻資料

看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

黃德寬 

原载《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輯）》

提 要 本文考察了出土文獻中漢字使用的實際情況，通過分析從“多字多詞”到“一字多詞”、“一字多詞”到“一字一詞”、“多字一詞”到“一字一詞”等用字現象，進一步指出出土文獻資料不僅反映了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也爲準確認識漢語字詞關係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

關鍵詞 出土文獻 漢字研究 字詞關係

漢語字詞關係的研究，是漢語史和漢字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旣涉及對漢語字、詞等基本概念的科學認識和準確判斷，也涉及詞彙和漢字系統發展規律和特點的揭示和把握。

傳統語文學對漢語字詞關係的認識總體上還不够深入，前人辨析漢語字詞關係的成果，主要體現爲歷代典籍的訓釋和字書的編纂。近代以來，隨著西方語言學理論的傳入，語言文字學界對漢語字詞關係的研究才逐步走向深入，認識也更爲科學。儘管如此，漢語字詞關係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漢語和漢字研究較爲薄弱的環節。學者不僅對漢語字詞關係研究的關注較少，而且在材料運用上更多的還是倚重傳世文獻和字書，對出土文獻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認識。在方法上，主要還是以靜態的描寫分析爲主，依據出土文獻進行動態考察分析的研究不多，這一點當前尤其需要改進和加強。新發現的歷代大量出土文獻資料，客觀地保存了不同時代字詞關係的原貌。通過對這些出土文獻資料的動態分析考察，我們可以對漢語字 詞關係的複雜性獲得新的認識，這不僅可能解決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字詞疑難問題，而且有利於更加準確、科學地認識漢語字詞關係的一般特點和主要發展規律。
    研究漢語字詞關係，可以從漢語史立場出發，著重研究詞彙系統發展是如何影響漢字系統發展的;也可以從漢字史的立場出發，著重研究漢字系統發展是如何適應詞彙系統發展的。下面，我們從漢字發展的角度，依據出土的古文字資料，通過一些字詞關係變化的考察分析，來進一步討論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問題。

一 從 “多字多詞 ”到 “一字多詞 ”

在漢字系統中，許多字的義項紛繁複雜，前人訓釋隨文而注，字書編寫兼收並蓄，使得字義系統呈現出雜亂無章的狀態。這種狀態實際上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漢字形音義關係的判斷，而古代漢字的形音義關係大多數情況下也就是字與詞的關係。如：“襲”字，《説文解字》曰：“左衽袍也。”^①宋本《玉篇》收列６個義項。^②在古代典籍中，“襲”字實際上使用情況相當複雜，如《故訓匯纂》彙輯２２０多種先秦至晚清古籍故訓材料，“襲”之下收列注項多達１０５個；^③《漢語大字典》歸納“襲”字義項也有1３個；^④卽便是以“擴大詞義概括性”“力求釋義簡明”^⑤的《王力古漢語字典》也列出了８個義項。^⑥這些代表性工具書歸納出的“襲”的多種注項或義項，表明這個字在實際使用中呈現的複雜面貌。如果我們將“襲”字最基本的義項做進一步的整理，大抵可分列爲幾組：

（1）名詞，衣服類，如“左衽袍”“重衣”等；

（2）動詞，加穿衣服、重襲、和合、因襲、承受、觸及、揜襲、侵襲、進入等；

（3）量詞，一套、一副，多用於衣服。

這幾組基本義項，按照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的看法，實際上包含了“襲”和“褶”兩個字的義項。古文字新材料的發現和研究進展，爲我們進一步廓清“襲”字各義項的關係提供了可能。根據古文字新材料，我們認爲“襲”字多種義項的形成，並不完全是字義自身的引申發展，而是由於在漢字發展過程中，“襲”字與其他相關字之間的併合造成的結果。在古文字材料中，實際上存在著三個寫法不同，讀音相同的“襲”，卽：

（1）左衽袍之“襲”；

（2）侵伐之“襲”；

（3）重衣之“襲”。

在西周到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獻資料中，三個不同的“襲”記錄的是三個不同的詞，雖然有時可能混用，但彼此之間是一種清楚的“多字多詞”的關係。後來其他兩個“襲”字形體廢而不用，取一個“襲”字承擔了原來三個字的功能，形成了“一字多詞”現象。這樣一來，上古時期存在的字詞關係就泯滅不顯了，從而使後世文獻中的“襲”字的字義系統變得異常龐雜，字詞關係難以明瞭。^⑦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次”。《説文解字》曰：“次，不前不精也，從欠二聲。”^⑧段注：“不前不精，皆居次之意”，“當作從二從欠，從二故爲次。^⑨傳世文獻訓釋中，對“次”隨文訓釋，《故訓匯纂》收注項多達138個。^⑩《王力古漢語字典》歸納爲6個主要有義項：

（1）次序，位次；

（2）次序在後的，或差一等的；

（3）臨時駐紮，停留；

（4）處所；

（5）至，及；

（6）量詞。⑪

根據這些義項之間的關係，還可以分爲三組，卽（1）（2）項爲一組、（3）（4）（5）項和（6）項各爲一組，各組義項之間好像有字義引申關係。其實，從出土文獻資料來看，“次”也是由“多字多詞”發展爲 “一字多詞”的。在甲骨文中，有一個字作“”，又作“”，學者已經證明，這個字就是後世文獻中用於軍隊駐紮的“次”的原字，所以字從“”（師）；西周金文和戰國楚簡中有一個“從宀 聲”的“次”，應該是表示“處所”的專用字；這兩個字與“次”本來各司其職，是記錄三個不同的詞不同字，經過歸併調整，後來才合而爲一，棄用其他形，“次”於是“一字”而記錄“多詞”。^⑫

通過出土文獻資料，我們還能發現其他“多字多詞”向“一字多詞”發展的例子，如“將”也是併合分别表示“將享”“將帥”“將行”三個不同字的職能而成爲“一字”記錄“多詞”的例子。^⑬類似“多字多詞”併合爲“一字多詞”的現象，實際上與漢字體系總體上“孳乳寖多”向“專字專用”發展的大趨勢並不完全一致，其出現的原因也是頗爲複雜的。只根據傳世文獻和已有字書進行靜態的考察分析，不僅對這類現象易於忽視，而且卽便有所察覺也難以做出準確的解釋。

二從“一字多詞 ”到“一字一詞 ”

漢字發展歷史中，字詞關係最引人矚目的變化，當是由“一字多詞”向“一字一詞”的發展。這種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詞彙系統發展變化在漢字系統中的表現。
       一種情況是詞彙發展導致的“一字多詞”現象。隨著詞義的豐富和引申發展，詞彙系統中新的派生詞大量出現，同源詞族日漸擴大。但是，漢字發展並不是亦步亦趨地適應詞彙發展的，新字的産生總是滯後於新詞的産生。因此，在派生詞産生的初期，往往“一字多詞”現象也普遍發生。這種現象不合乎漢字專字專用的構形原則，於是便通過“形聲相益”新造大量的專用字以適應記錄新詞的需要，從而使漢字系統在適應詞彙發展的同時也日益發展完善。這表現在漢字系統中就是自西周以降形聲字的大量出現和漢字數量的激增。從出土文獻資料來看，新字與新詞關係的凝固一般要經歷一個過程，因此，在由“一字多詞”向“一字一詞”的轉換過程中，出現了普遍的“同聲通假”現象，字際關係顯得雜亂無章。我們認爲，這是新生漢字與新詞確立關係的初期所出現的必然現象。^⑭儘管專字專用是漢語字詞關係最突出的表現，但並不是新字一經産生就能實現“一字一詞”、專字專用目標的，這是由出土文獻資料所能證明的結論。
       另一種情況是假借造成的“一字多詞”現象。文字發展過程中，“假借”可以濟“有詞無字”之困，這是文字體系發展完善的重要手段。漢字使用過程中的“假借”現象，還包括不同字之間突破專字專用原則的借用，卽所謂的“有字假借”。不論“無字”還是“有字”的假借，客觀上都會造成“一字多詞”現象的發生，這與漢字專字專用的構形原則相違，因此，爲解決由於假借而引起的“一字多詞”問題，漢字系統中也産生了一批新字，通過爲“假借”義構造書寫符號，從而實現“一字一詞”、專字專用。出土文獻資料中，提供了大量而豐富的由假借而派生新字的實例。
       以上兩種情況，在傳統語文學和現代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都是學者十分關注的課題，成果也非常豐厚。出土文獻資料的意義在於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一手資料，這些材料顯示出漢語字詞關係的動態發展更加豐富而複雜。比如，在出土古文字文獻中，“女”這個字，還作爲 “母、毋、如、汝”等詞的記錄符號；“隹”這個字，也是“唯、惟、雖”等詞的記錄符號；“句”這個字，在楚文字中可以記錄“句、後、苟、后、鉤、拘、耇”等多個詞。
       有些“一字多詞”現象，僅僅用“引申孳乳”“同音假借”等理論還不能做出完滿的解釋，如古文字材料中還有下面一種特殊的“一字多詞”現象。在古文字材料中，“夕”與“月”、“卜”與“外”、“士”與“王”、“口”與“曰”、“立”與“位”、“郭”與“墉”、“逸”與“失”等，都以前一個字形兼記後一個詞，這種“一字多（兩）詞”現象，有學者稱作“一形多讀”。^⑮古文字材料中這類“一字多詞”現象，不僅顯示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也爲我們探討漢語字詞關係提出了新課題。
       在出土古文字資料中，還有一些“一字多詞”關係非常複雜，學者認識上存在著較大分歧，需要進一步做深入細緻的梳理辨析。如殷商時期，“司”與“后”是否爲一同源字，“司”字是否可以用爲“后”字，就存在很大爭論。有學者根據安陽五號墓銅器所釋“后母辛”，進而認爲著名的“司母戊”方鼎應改爲“后母戊”。這種改動就是建立在“司”一字可記錄“司、后”兩個詞的認識的基礎上的。^⑯甲骨文中的“多毓”確定無疑讀作“多后”，表明“毓”字可以記錄“育”“後”和“后”三個詞。如果讀“司”爲“后”正確的話，那麽也就説明殷商時期“后”這個詞可以分别用“司”和“毓”兩個字來記錄。在戰國楚簡中，“后”則大多使用“句”字記錄。就 “后”這個詞與“司”“毓”“句”三個字的關係而言，是“一詞多字”現象，反過來這三個字又都是以“一字”記錄“多詞”。出土文獻字詞關係呈現的這種複雜性確實給研究工作帶來許多難題。與“司”字有關，在古文字資料中，還涉及“司”“”“嗣”“孠”“辭”“亂”等多個相關字詞關係的梳理和辨析。

因此，從出土文獻資料來看，除學者已經揭示的詞的引申、字的借用和派生等原因可以造成“一字多詞”現象，還存在類似“一字多讀”這樣的複雜的字詞關係。在漢語和漢字發展史上，字詞關係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和調整過程，才逐步實現“一字多詞”向“一字一詞”轉化的，依據出土文獻資料使動態地考察分析這種變化調整的過程成爲可能。 

三從“多字一詞 ”到“一字一詞 ”

在漢語字詞關係的討論中，“多字一詞”也稱作“一詞多形”現象，對這一現象的討論學者往往歸到“異體字”範疇。有學者認爲，除異體之外，“由於用來表示某一個詞的字是可以更 換的”，如假借字、分化字、同義換讀字等，這也是造成“一詞多形現象”的原因之一。^⑰“多字一詞”向“一字一詞”發展，是漢語字詞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勢，也是歷代語文規範的一項任務。因異體、假借、分化等造成的“多字一詞”現象及其調整，是漢語字詞關係發展中較爲突出的現象，前人在文獻訓釋和漢字研究中用力頗多，也積纍了大量的實例，解決“一詞多形”問題 也是歷代漢字規範的重點。
       出土文獻資料中保存的“多字一詞”資料，不僅反映了這種現象的複雜性，而且也爲探討 “多字一詞”向“一字一詞”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線索。如古文字資料中，表示師旅的 “師”這個詞，在出土文獻中使用過“”“帀”和“師”三個字。“”在甲骨文中用作記錄“師旅”之“師”和“師次”之“次”兩個詞，對這個字而言是“一字”記“多詞”，直到西周晚期（如四十二年逨鼎）、春秋中期（如季子康鎛）這個字依然用作記錄師旅之“師”；“師”在金文中也可以表示“師次”和“師旅”這兩個詞，相當於“”字，更常見的是用來記錄“師氏”“太師”“工師”等詞，也是一種“一字多詞”現象；“帀”旣可以用作表示師旅的“師”，也可以用作記錄“太師”“工師”的“師”。這三個字不僅都是一字司多職，而且在記錄師旅之“師”時，又屬於“多字一詞” 現象，典型地體現出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對出土文獻資料中這種“多字一詞”現象形成的原因，有時並不是很容易就能解釋清楚，記錄“師旅”之“師”這組字之間的關係，用異體、假 借、分化或同義換讀等來解釋，似乎都不是很妥帖^⑱；從時代或國别用字的差異來解釋也缺乏説服力，因爲它們自殷商甲骨文到春秋戰國一直延用著，像在清華簡《系年》這樣同一部作 品中，“”“帀”的使用依然不加分别。^⑲

傳世文獻中，“”、“帀”已不再用於表示師旅之“師”，“師”則“一字多詞”，兼容以上三個字的相關職能，“”、“帀”則分擔了其他職能。《説文解字》：“，小阜也，象形”，徐鉉曰：“今俗作堆”，將“”作爲“堆”的象形本字，不過在分析“官”從“”時，許慎卻説：“猶衆也，與 師同意”，這個解釋表明到東漢時代“”與“師”還被作爲同意關係看待。^⑳《説文》又曰：“帀， 周也”；“師”，“從帀從”，“，四帀衆意也”。^㉑從傳世典籍的訓釋來看，“”基本上用的是
《説文》“小阜”及其引申義，也就是“堆”字，“帀”基本上用的是“周”及其引申義，“師”的使用則呈現了多個義項，如《故訓匯釋》列出了１８９ 個注項，“蓋、帀”的一些用法包含其中。^㉒《王力古漢語字典》列“堆”“匝”兩個後起字代替了“”和“帀”兩個早期字形，但是字義解説與《説文》和傳世文獻保持了一致；“師”下則列出“軍隊、教師、有專門知識技藝的人”三個基本義項和一個借義，同時在“備考”中涉及“長、衆”兩個義項。^㉓由此可見，字書和文獻用字實際上並没能完全體現出三個字在出土文獻中呈現的複雜關係，而只是體現了各個字職能分工調整併合後的關係。
       出土的同一時期和類型的文獻資料表現出的字詞關係，尤其能顯示出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如甲骨文資料中出現的“同字異形”“異字同形”“一字多用”“省體”與“合文”等各種現象，不僅客觀地反映了殷商時期漢字的形體構造和字際關係，也爲探討殷商時期的漢語字詞關係提供了豐富的材料。^㉔近年來，戰國楚系文獻發現數量衆多，出土楚系文獻中的用字現象非常複雜，特點也很突出，開展其用字現象的整理研究是新出楚系文字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這就涉及出土楚系文獻字詞關係的研究問題。目前，已有學者對楚系簡帛文獻中字形與音義關係開展了專題研究，其總結歸納出的各類别字形與音義的對應關係，充分顯示了楚系文字字詞關係的複雜性。^㉕

以上分析表明，出土文獻資料一方面客觀地反映了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爲準確認識漢語字詞關係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目前，已公佈的出土文獻資料數量巨大， 在文字辨識和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利用出土文獻資料系統地開展漢語字詞關係的研究不但具備了較好的條件，而且有望取得重要突破。有鑒於此，我們期待能有更多的學者致力於基於出土文獻的漢語字詞關係的動態分析研究，從而改變漢語字詞關係研究長期徘徊不前的現狀。

附注：

（上下滑动启阅）

①許慎《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70頁。

②《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版，第502頁。

③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079-2081頁。

④《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崇文書局2009年版，第3326-3327頁。

⑤見《王力古漢語字典》王《序》，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

⑥《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239-1240頁。

⑦黃德寬:《“系”及相關字的再討論》，《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關於古文字“襲”字合併和調整的研究 ，我們另有《説“襲”》一文待刊 。

⑧《説文解字》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第180頁。

⑨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八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頁。

⑩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68-1170頁。

⑪《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35頁。

⑫黃德寬:《釋琉璃河太保二器中的“"字》，載《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⑬黃德寬:《説“”》，《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

⑭黃德寬:《同聲通假:漢字構形和運用的矛盾統一》，《中國語言學報》第9期，北京，商務印書館19年版。  

⑮林澐:《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載于《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⑯見唐蘭、李學勤等:《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考古》1977年第5期;朱鳳翰:《論卜辭及商周金文中的 ”后“字》，《古文字研究》第19輯 ，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

⑰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90-298頁。

⑱如段玉裁就曾試圖從字義引申的角度來解釋“師”的各種用法。見《説文解字注》六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第237頁。

⑲《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版。

⑳《説文解字》卷十四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第303-304頁。

㉑《説文解字》卷六下，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第127頁。

㉒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第40頁、第662頁、第669-671頁 。

㉓《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版，第160頁、第86頁、第264頁。

㉔可參看姚孝遂《古漢字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再論古漢字的性質》等文，均收入《姚孝遂古文字論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 。

㉕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

编辑|唐雪雯
审核|刘伟曼